【大众日报】刊发我院理论文章
2020年10月15日大众日报教育版刊发我院理论文章《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的创新路径》。全文如下：
□马文革 赵智兴
随着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海量数据生成与应用的时代，即大数据时代。毋庸置疑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均以数据为基础和核心。正如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的预言：“如果说ＩＢＭ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在此背景下，大数据开始向整个教育领域渗透和扩散，大数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而高校传媒教育应立足大数据时代变革的前端，探求自我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树立“通识—专业”传媒人才培养理念
随着以“５Ｖ”特性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大数据时代大多数的传媒工作岗位，需要的是具备广博基础知识和较强迁移能力的个体，而非是知识结构单一的“专才”。因为，这些工作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既涉及各类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还涉及对这些数据作出中国语境下的正确解读。所以，大数据时代的高校传媒教育亟须将传统的“专才”培养理念转变为“通识＋专业”培养理念。而就高校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实践看，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共同努力是应然之选。具体而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统一思想和一致行动，在充分考虑大数据时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及时更新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要求和指导，为高校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理念转变提供“话语”空间；其次，相关企业要积极主动通过各类招聘途径和平台，及时向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传递其对传媒人才的现实需求，为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理念的革新提供市场支持；再次，高等学校以“通识＋专业”人才培养为逻辑起点，从学校顶层制度设计、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为贯彻落实新的人才培养理念提供实践保障。
优化“教师—物质”传媒教学实践资源
高校传媒教育的教师作为传媒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是未来传媒人——传媒专业学生数据素养养成和提高的“引路人”，对大数据时代传媒学子顺应时代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教师数据素养的养成与提高也成为重要议题。具体而言，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教师的数据素养，主要由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三大部分组成。因此，高等学校应通过搭建网络在线教育、企业导师进校讲座等平台，聘请大数据成熟企业的数据工程师为传媒教育教师讲授大数据知识、传递大数据处理经验和技术、介绍大数据的道德边界。同时，高校传媒教育教师也应积极、主动地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数据素养。如此，将“由内及外”成体系地提升高校传媒教育教师的数据素养。当然，无论是学校的平台搭建，还是教师的自我学习，都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经济资源支持。对此，高等学校应积极地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为传媒教师数据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提供各类资源支持。
创新“学校—企业”共育机制
随着以“５Ｖ”特性数据的扩散和应用为典型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传媒劳动力市场对传媒人的要求更为复杂和多样。这也要求高校传媒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创新“学校—企业”协作育人机制，确保培养的传媒人能较大程度地满足传媒劳动市场的现实需求。高等学校需首先通过各种途径，与新型大数据传媒企业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即让学生和老师将课堂带进企业，由企业专业工作人员为学生和老师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其次，高等学校应积极主动与企业探讨线上实时互动教学模式，比如，让学生在学校能够视频体验企业员工工作的日常，并能及时就某些专业问题与企业员工交流。当然，这种新型“学校—企业”共育机制的实施和运转，需以政府和高等学校适当给予企业经济奖励和选聘人才等“特权”为前提和基础。这样，才更能吸引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高校人才培养中去，以确保高校传媒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以更好、更快地适应日新月异的传媒劳动力市场。
构建“纵横交融”的内部治理结构
随着大数据在高校传媒教育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需畅通院系之间、行政机构之间、院系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渠道，破除各组织间的数据壁垒，确保高校传媒教育领域内的校园数据能互通共享，实现对相关数据的全面挖掘和有效应用。而从实践情况看，受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院系之间、行政机构之间、院系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沟通以“自上而下”为主，缺乏自下而上和横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各组织机构的数据信息往往被过度片面地认为是单位的“私产”，缺乏纵向和横向的交流互动。高等学校应在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法律、政策提供的操作框架内，自主检视学校章程和学术委员会是否明确界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责任范围和权力边界。若存在不明确问题，则应以学校章程和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抓手，从校内顶层设计层面区划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学校应鼓励和支持院系和行政机构之间建立纵横互动的沟通平台和交流机制，以打破各组织间交流的壁垒和障碍，构建起网络化、扁平化和多中心化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机构，为全面采集全样态数据提供结构支持。最后，学校应在全校范围内建设一套具有兼容性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为院系、行政机构内部及其间的数据采集、流通和交互提供宏观支持。
（马文革系山东省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硕士生导师，赵智兴系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
随着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海量数据生成与应用的时代，即大数据时代。毋庸置疑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均以数据为基础和核心。正如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的预言：“如果说ＩＢＭ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在此背景下，大数据开始向整个教育领域渗透和扩散，大数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而高校传媒教育应立足大数据时代变革的前端，探求自我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树立“通识—专业”传媒人才培养理念
随着以“５Ｖ”特性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大数据时代大多数的传媒工作岗位，需要的是具备广博基础知识和较强迁移能力的个体，而非是知识结构单一的“专才”。因为，这些工作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既涉及各类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还涉及对这些数据作出中国语境下的正确解读。所以，大数据时代的高校传媒教育亟须将传统的“专才”培养理念转变为“通识＋专业”培养理念。而就高校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实践看，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共同努力是应然之选。具体而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统一思想和一致行动，在充分考虑大数据时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及时更新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要求和指导，为高校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理念转变提供“话语”空间；其次，相关企业要积极主动通过各类招聘途径和平台，及时向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传递其对传媒人才的现实需求，为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理念的革新提供市场支持；再次，高等学校以“通识＋专业”人才培养为逻辑起点，从学校顶层制度设计、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为贯彻落实新的人才培养理念提供实践保障。
优化“教师—物质”传媒教学实践资源
高校传媒教育的教师作为传媒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是未来传媒人——传媒专业学生数据素养养成和提高的“引路人”，对大数据时代传媒学子顺应时代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教师数据素养的养成与提高也成为重要议题。具体而言，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教师的数据素养，主要由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三大部分组成。因此，高等学校应通过搭建网络在线教育、企业导师进校讲座等平台，聘请大数据成熟企业的数据工程师为传媒教育教师讲授大数据知识、传递大数据处理经验和技术、介绍大数据的道德边界。同时，高校传媒教育教师也应积极、主动地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数据素养。如此，将“由内及外”成体系地提升高校传媒教育教师的数据素养。当然，无论是学校的平台搭建，还是教师的自我学习，都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经济资源支持。对此，高等学校应积极地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为传媒教师数据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提供各类资源支持。
创新“学校—企业”共育机制
随着以“５Ｖ”特性数据的扩散和应用为典型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传媒劳动力市场对传媒人的要求更为复杂和多样。这也要求高校传媒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创新“学校—企业”协作育人机制，确保培养的传媒人能较大程度地满足传媒劳动市场的现实需求。高等学校需首先通过各种途径，与新型大数据传媒企业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即让学生和老师将课堂带进企业，由企业专业工作人员为学生和老师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其次，高等学校应积极主动与企业探讨线上实时互动教学模式，比如，让学生在学校能够视频体验企业员工工作的日常，并能及时就某些专业问题与企业员工交流。当然，这种新型“学校—企业”共育机制的实施和运转，需以政府和高等学校适当给予企业经济奖励和选聘人才等“特权”为前提和基础。这样，才更能吸引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高校人才培养中去，以确保高校传媒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以更好、更快地适应日新月异的传媒劳动力市场。
构建“纵横交融”的内部治理结构
随着大数据在高校传媒教育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需畅通院系之间、行政机构之间、院系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渠道，破除各组织间的数据壁垒，确保高校传媒教育领域内的校园数据能互通共享，实现对相关数据的全面挖掘和有效应用。而从实践情况看，受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院系之间、行政机构之间、院系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沟通以“自上而下”为主，缺乏自下而上和横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各组织机构的数据信息往往被过度片面地认为是单位的“私产”，缺乏纵向和横向的交流互动。高等学校应在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法律、政策提供的操作框架内，自主检视学校章程和学术委员会是否明确界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责任范围和权力边界。若存在不明确问题，则应以学校章程和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抓手，从校内顶层设计层面区划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学校应鼓励和支持院系和行政机构之间建立纵横互动的沟通平台和交流机制，以打破各组织间交流的壁垒和障碍，构建起网络化、扁平化和多中心化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机构，为全面采集全样态数据提供结构支持。最后，学校应在全校范围内建设一套具有兼容性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为院系、行政机构内部及其间的数据采集、流通和交互提供宏观支持。
（马文革系山东省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硕士生导师，赵智兴系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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